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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5分彩官网樟宜战俘营:揭露二战日军东南

发布时间:2018-12-03 05:46 作者:韩国1.5分彩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新加坡要塞沦陷了,那些负责守卫它的人没有守住它。在他们看来,他们也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输掉新加坡的人们输掉了一座被认为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并且把它输给了军事实力被盟军宣传机器严重诋毁的非高加索国家。这一事实现在成了那些被迫放下武器的部队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这一事实只会使新加坡投降显得更为重要。似乎这还不够,许多人真切地知道或者真的目击了开小差行为和懦夫行为。现在,他们满怀迷惑、羞愤和不适,成千上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最终面对了日军,不是作为战斗的双方,而是处于俘虏和被俘虏这极其不平等的关系。

  吉利斯在手写的日记中所谓的“我们”显然十分重要。这强化了这一概念:投降并不代表马来战争的全部,也不代表对马来陆军的最后评判。吉利斯少校的评论暗指,从个体参与层面来讲,作为战斗人员,可能被评判为既有胜任的表现,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它被置于失败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人来说,投降绝不是对他们个人表现的绝对评判。由于他们的这一看法,众多日记作者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一误解。R. M. 霍纳尔(R. M. Horner)上尉,不幸的英国第18师成员,有其自己的理论: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没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最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首先,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战斗的军人而言,新加坡沦陷意味着什么?虽然人们对新加坡沦陷已经进行了深入彻底的讨论,投降原因也进行了探寻。但是,面对要求参加战斗的军人们负直接责任的指责,他们感受如何,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之又少。但是,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为那些关于新加坡溃败的文学作品补充材料。相反,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评估新加坡沦陷对那些沦为战俘的军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次事件对其他战俘、日军和战俘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本章是关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加坡投降后的经历。试图找到伴随这些人进入樟宜的主要关注事项,并探究这些关注事项如何促成了他们对囚禁的最初反应。显然,在这一过渡期中,马来半岛战役和新加坡投降的性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战俘对囚禁生活的反应态度密不可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战俘的行为与被彻底打败的士兵应有的行为大相径庭。在探究导致投降的事件过程中,紧张无力的领导和守卫者缺乏战斗精神等传统看法并不足以解释参与者自己如何看待投降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关于投降的残存感觉相应地直接转化为他们作为刚刚被俘的战俘较为坚定而自信的行动。尽管这一部分可以用樟宜的特殊条件来解释,日本守卫或指导的缺位显然很重要,但在新加坡被俘的士兵在日记中称:“许多人感到,这次失败对于他们作为士兵的能力并不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突然投降剥夺了他们作为守卫者与日军决战从而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鉴于英军、澳大利亚军队和印军投降前的多次军事逆转经历,这一说法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在新加坡战俘中颇为流行。而且,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这一说法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囚禁的影响。本章首先探究投降的影响,然后继续检视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最初调整。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樟宜战俘营位于新加坡最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第一,绝大部分从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对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自1819年斯坦福•莱福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通过与柔佛(Johore)苏丹签署协议而得到该岛以来,新加坡始终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和商业前哨。保持新加坡完整的政治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帝国优先考虑的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因1905年英日条约的成功运作而得到保障,从而使英军得以集中于本土和地中海水域。英国决定以与美国更紧密的联系来取代这一联盟,因此不得不为促进远东的安全而多加考虑。4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1942年2月至1944年5月,樟宜基地变成了战俘营,樟宜战俘营的特点就是边界不固定,而且关押战俘的数量始终在变化。1942年2月新加坡投降之后不久,樟宜战俘营关押了45562名战俘,主要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荷属东印度沦陷后陆续有荷兰军人被关押到这里。到1942年10月,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人,到1943年6月,只剩下5359人,这个数字是整个战争期间最少的。21战俘的数量随着日军对劳工的需求而不断变化。刚开始,大批战俘被送到新加坡镇上做劳工。之后随着日军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之为“军队”的各个小组被遣散到不同目的地,当然还有战俘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当时缅泰铁路急需大批战俘。22樟宜战俘营成为中转营,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被俘的战俘都在这里短暂待过,待的时间长短不一,然后被送到其他地方去。到1943年夏天,缅泰铁路对劳工的需求急剧增加,樟宜战俘营里剩下的战俘只住满了几间营房。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22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的宫崎市定,不仅继承了内藤湖南扎实的中国史学功底及中国史分期学说,更受到了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东洋史学及世界史学这一广阔视野的熏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史、中亚西亚史、日本史及欧洲史。宫崎广阔的史学视野表现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而基于东西交通史的立场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及所谓“东西交通视野”的运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各篇(种)中。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对珍珠港、泰国和香港发起进攻。尽管最初皇家空军的空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还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以及泰国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了。13英国部队为确保不被摧毁而在马来半岛不断撤退,以保留其作为作战单元的必要完整性,形成新加坡长防线英国最初的计划,即“斗牛士”行动,包括进入中立的泰国以便通过占据狭窄的卡拉(Kra)地峡来阻止日军的进攻。该计划要求在日军登陆前24小时通知,以确保最大成功。由于政治上担心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导致英国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泰国海岸才作出决策。此时,这支部队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要吓唬英国使其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可是太迟了。帕西瓦尔面临着要么令其第11印度师从宋卡这一不利的地域迎击侵略者,要么原地不动。他决定从印度师已经占领的有准备阵地迎击日军,而没有执行“斗牛士”行动。15

  战俘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影响可以从堪培拉邓特伦军事学院看出来。这里矗立着“樟宜教堂”,这是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教堂之一,现在是国家纪念馆,专门用于纪念澳大利亚全体战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克•尼尔森(Hank Nelson)有很多著作都是关于被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的,他认为“澳大利亚人普遍了解本国战俘在日军手中都经历了什么”,他还认为“在大众看来,樟宜战俘营和缅泰铁路可能就像科科达和托布鲁克一样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只不过比尤里卡、加里波利、菲尔•莱普和布拉德曼略微逊色”。17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人开始严肃地探究缅泰铁路和樟宜战俘营之间的本质区别。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中国革命召唤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社会化大工业的产物,中国的无产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资在华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民族资本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随之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参加“三罢”斗争,将“五四”运动推向阶段性胜利。工人阶级就此显现出巨大力量,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立属于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问题,已是必然之势。

  要意识到我们是战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是这个岛上最令人欣喜的时光之一。这个区域很大,并且尽管有铁丝网,但它远离视野,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提醒我们没有自由。让我来给你描述:前面是一片大海,一望无垠,海水在清晨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海峡另一端的一个大岛和柔佛海岸线有一英里多点;这里有许多叶子花、色彩精巧的庙花,还有明黄色的肉桂,以及一些极可爱的树。毋庸置疑,在和平时期,这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军事驻地之一。118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时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婶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女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做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的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

  新加坡的盟军部队并不缺少对于继续战斗的鼓励。坦率地说,这种鼓励来自充满感情和很有煽动性的语言。韦弗尔上将曾试图集结新加坡守军,他说:“我们与当初的英国远征军(BEF)有共同的想法,他们在伊普尔首战中就阻止了德军并拯救了欧洲。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的继承者,通过阻止日军来拯救亚洲。”42后来,丘吉尔敦促新加坡守军继续战斗:“在这个战场上,一定不能考虑保存部队或减少人员损伤。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到底…………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与部队共存亡。大英帝国和英国军队的荣誉岌岌可危。”43

  一个月的时间看起来足以形成印象并因此对事件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一方面,时间和接下来的事情已使第一天的困惑和痛苦愈合。另一方面,这些事情往往很小,作为个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淹没在对囚禁生活深深的厌倦之中…………2月15日夜的第一反应是感谢战争的喧嚣终于停止了,羞耻感以及关于这场灾难故事及其原因的争论和推理尚未开始。人们都太累了。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叹息,而是睡觉,把过去的错误、当前的羞耻和未来的危险都抛诸脑后。55

  当代的著作和日记等证据表明,对于当年的新加坡守军最重要的事是没有感到进行有意义的抵抗。对于参战人员来说,投降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对投降的最初反应是马来和新加坡丢掉了,只是因为这一点太明显了,而不是因为它们丢得如此决绝,不是因为丢给了低劣的日本人,尽管这些也显然是重要的事。相反,投降彻底摧毁了盟军尚存的采取挽救行动的任何机会。这里的区别并非在于胜负之间的两极对比,甚至也不在于胜利与投降,而是在于较不明显但重要性丝毫不差的失败与投降之间的区别。投降剥夺了为抵抗日军而付诸努力的机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德国战俘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德国战俘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不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德国战俘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战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到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劳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重要的是,英国的指挥体制在樟宜并没有改变,而日本人的命令在早期很少,并且直接下达给英国的高级军官,再由他们通过现有军事层级进行传达。英国中下级军官负责命令的执行。在没有日本人指挥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司令部与英国同僚一样,迅速传达着有关战俘生活各个方面的指令。早上例行的工作“包括建造阿尔德肖特炉、厕所、小便池、捕蝇器,打扫营区卫生,扎篱笆,干农活,除草,收集水、木柴、供给品等,还有一些部队杂役,甚至还要建造一组组的茅舍等,以缓解兵营的拥挤”。95下午,也是想各种办法让这些人尽可能保持忙碌。下午的项目包括:教育(隔日有特定主题的课程),在部队花园种花,在营区里组织比赛(如篮球、健身实心球、足球、曲棍球、套环,都是用自制工具),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在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主要区域巡线(这些人也许能收集到有用的木材等),还有的在洗澡。下午工作的人可能于18时停止工作回到住处。96

  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审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插图画家和作者罗纳德•瑟尔(Ronald Searle)曾经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后来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修筑铁路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画作,描绘了瘦弱憔悴的战俘在面相凶恶的日军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画作强化了日军战俘的特定印象:疲惫不堪的战俘不得不忍受管理者的呵斥。日军战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消极形象,在战俘和管理者不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权利。不管是什么印象,真相都远远更加复杂。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是向管理者卑躬屈膝的奴隶。战争结束时,他们非常瘦弱,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日军战败投降,他们都保持着昂扬斗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权,这给日军管理者源源不断地带来麻烦。

  新加坡投降的消息宣布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吃惊。这在参加新加坡包围战的各国部队的各级人员的日记中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写日记的人虽然都记录了这些反应,但同时也记录了针对当时看起来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继续战斗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吃惊的起因可能部分由于他们真的且顽固地相信新加坡确实是英国宣传的那样的要塞,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对明显相反的一手证据视而不见。从现有日记的证据来看,对他们困境的一个更普遍的误判看起来是新加坡守军对其绝望的军事态势并非不清楚。他们对发生奇迹、日军会被最终击败并不抱有任何现实希望,也没奢望会进行撤退,尽管撤退的想法有较近的敦刻尔克经验可吸取,并且对于澳大利亚军队来说还有加利波利远征这一更近的经验。炮兵下士佩里在评论事件的进展时并没抱任何幻想,他在2月15日写道:

  本章记述战俘们在樟宜战俘营最初6个月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马来亚司令部(Malaya Command)中大多数人员被俘时的情绪明显强于预想,究其缘由,大概是因为他们对投降的理解与含意认知不同。尽管如此,战俘们最初仍对囚禁生活有几分担心与忧虑,这使得他们暂时放弃了对败走新加坡的探讨与指责。在樟宜战俘营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后,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害怕与担心逐渐褪去,终于开始通过公开演讲与私下讨论对投降引起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令其心安理得的借口。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极端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15日,周日,战斗进行到了高潮。城镇被从四面八方轰炸,许多地方都燃起了战火,水也用完了…………我并不想离开,因为我感到像澳洲人那样逃跑是不对的…………我们发现12个澳洲人已经控制了阿万(一艘船)并且装满了食物和啤酒,正准备起航。我们把他们拉上了岸。然而,他们下船后,卸下他们的物资,而另一些人却又把自己的东西装上了船。这帮人中有个军官,他承认是自己自行将部队从火线上拉下来,一路来到游艇俱乐部内港。许多这样的人企图驾驶偷来的船逃跑。61

  采取在整个马来半岛进行短暂行动和撤退战斗的撤退方式是为了一种特殊战略,保留马来英国部队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大陆上的参战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进行某种方式的抵抗。即使当溃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抵达新加坡岛并发现它远不是他们被军队本身和英国的宣传所误导而相信的要塞时,新加坡作为决战地点的适合性和必然性也并未衰减: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新加坡是个明显可防守的阵地,而且此时已无路可退。炮兵下士佩里了解这一情况并写道: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日军控制的本质意味着他们赋予樟宜战俘营很大程度的自由,自由程度远远超出战俘们的想象,至少初期情况如此。这种自由延伸到了战俘们的行动自由,关键的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来面对战俘生活的种种挑战。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自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样做推迟了战败军人转变为战俘的时间,使得他们从军人转变为战俘这个必要的过渡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在樟宜战俘营,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相对较温和地适应了战俘生活,使他们淡忘了新加坡沦陷所带来的耻辱。

  本书援引了许多资料:伦敦基尤(Kew)公共档案馆和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官方文件。本书还利用了樟宜战俘营记录的大量“官方”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内部管理情况。本书还广泛采用了大量尚未公开出版的樟宜战俘生活日记资料,这些日记保存在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些日记常常与官方意见有出入,为了解当时事件提供了一个更私人的新视角,因而显得特别珍贵。这些日记也让我们了解到事件亲历者对事件的感想。虽然高级军官整理了详细的战后报告,各个单位也保存着记录,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新加坡投降后的情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审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也提供了更详细的历史,让我们了解战俘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樟宜战俘营的斗争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常规观念截然不同。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管理战俘营的日军。相反,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斗争对象是缺衣少药、食物缺乏。樟宜战俘营的生活既是战俘之间的内部关系,又是与日军的互动。此外,战俘们应对监狱生活和剥削的方式说明了他们的士气,依靠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存活下来的比例也展示了他们的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在“F”部队(从樟宜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的若干军之一),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死亡率分别是60%和29%。这些数据经常被引用于证明澳大利亚士兵的忍耐力更强。同样,他们对禁闭的反应,不论是决心逃跑还是默默接受,都被视为衡量民族“性格”的标尺。

  虽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保存下来的日记有很多,但是要想判断这些日记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从军官写日记的数量来看,能否了解到当时军官坚持写日记有多大比例,其中一个难题便是在整个俘虏生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坚持写日记。写日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缺少稿纸是一个现实难题,而且无时无刻不面临日军对秘密写日记行为的惩罚威胁――死亡。虽然有大量日记记录了战俘生活早期的情况,涵盖了樟宜战俘营各个群体(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军官和士兵),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根据那些幸存者进行判断,能做到坚持写日记的人非常少。因此,我们对樟宜战俘营最后一年生活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军官写的日记,虽然这本身也反映了樟宜战俘营军官过多,而且日记里记载了他们不得不履行的种种职责。日记记录的内容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正如致力于战俘研究的历史学家琼•博蒙特所说:“写日记总会有一个‘倾诉对象’,所以除了记录发生的情况之外,脑子里不能忘记个人写作的动机。”19与现存日记一样,许多战俘文件也保存到现在,其中包括战俘营当局签发的数百份“命令”,这些命令指示战俘完成各种任务。这些命令非常珍贵,首先能够判定战俘的任务是什么,同时能够展示战俘的提议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何体现。这些命令还体现了战俘营的官僚机构和组织结构,展示了樟宜战俘营是一个营中之营,而且提供了证据,证明战俘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樟宜战俘营与其他战俘营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不同。战俘生活有一个核心支柱,那就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逃脱。樟宜战俘营与其他战俘营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逃跑的希望所发挥的作用不同。逃跑对于战俘来说既是实际的也是心理上的避难所。战俘必然用大部分时间想他们被释放。逃跑是战俘塑造自己未来的唯一方式,从而对其困境施加一种自治影响。逃跑,无论以何种形式,是战俘可以做出的单一决策性表达。128许多试图再造战俘生活的电影和书籍经常描写逃跑以及引向逃跑尝试的过程,无论成功与否。甚至宣称代表日本人战俘经历的著名电影《桂河大桥》也描写了一次成功的逃跑,虽然有些不真实。

  新加坡投降的余波引发了寻求对这一灾难作出解释者和进行指责者之间无数的指控与反诉。然而,对于参战者来说,指责他人的想法也许被视为有双重意义。指责他人有助于减轻普遍的负罪感,同时往往也承载着展示日记作者所属部队效能的作用,这一点在其他关于战争全面的记载中展示得并不充分。甚至牧师钱伯斯,一名非战斗人员,都声称这场战斗并不是一场完全的单方事件,并且尽管“英国国旗被降到地上…………我要说一点,他们为这座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死伤人员成千上万,所以,不在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新加坡是被拱手让给了他们。”52

  ABAD(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司令部最高司令——上将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在2月初也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我们不会被连续挫败、敌人也无法运用其出色机动性的地方。”40澳大利亚官方战争史学家莱昂内尔•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注意到,许多人亲眼看到新加坡的海军设施被摧毁时完全丧失了信心。摧毁行动是由英国人实施的,以防设施落入日军之手,并且威格莫尔相信这一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因为“它首先消除了留在新加坡的理由”。41实际上,威格莫尔的评论尽管貌似可信,但实际上错误解读了包围战最后几天的态势。海军基地的摧毁只是确认了马来战争的高潮即将到来,而对于守军作出决定性结论的决心,它既不是毫无关系,也没有起破坏作用。

  他们大约都是5英尺高,没有特例。我只见过两个像我一样高的,而且他俩都是日本军官。他们大部分外表野蛮。他们脑袋的形状与大猩猩相仿。他们穿着没有领子、打满补丁的卡其色衬衫。卡其色短裤盖住了膝盖,塞在布绑腿里。他们的布绑腿很长,他们的靴子和我们的相似,只不过是用黑布做的,只有鞋底是橡胶的,没有鞋跟。他们中有些人现在穿着我们的…………装备,哨兵使用着我们的步枪…………他们戴着软布帽…………他们的头发都剃光了…………他们的声音是喉音而且他们有些人讲话听起来像是动物的叫声。79

  在马来半岛迅速前进后,1942年2月8日,日军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进攻。日军能横渡柔佛海峡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英军遭受的无法抹去的重要心理打击。新加坡作为军事要塞从现实来看显然是被英军寄予厚望的,日军的登陆彻底将英国的幻想击碎了。实际上,英国在该岛上的阵地的完整性是英国防卫安排的“重心”。22这一理想的破灭以及日军实际上的突破意味着英国守卫者现在深陷困境,除非抵抗的意志能被及时唤醒。看起来,许多人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驾驭,而且在英国指挥部看来并没有实际上那么明显。日军登陆后,势如破竹,盟军守卫者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同意1942年2月15日20:30停战。皇家信号团通信兵L. 波帕姆(L. Popham)最后几天每天写笔记。2月13日,他评论称:

  在管理战俘营时战俘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显得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管理者与战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樟宜战俘营的故事变得更有吸引力。两者之间发展出这样一种关系是得益于战俘营相对稳定,同时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级军官保持连续性。相比之下,日军当局频繁变动。但是,从根本上说,日军本来可以采取强迫措施来实现其目标,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有一次明显例外。确实,这种无情、残暴、绝不妥协的方式正是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在日军占领地区的行为方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日军资料进行更多研究。

  没有哪个指挥官不想带领对于战斗有强烈的幸福感、对部队绝对忠诚的部下战斗。我的部下训练不足,装备缺乏,却要与气焰正盛的狡猾敌人战斗。我师被派去打一场已经输掉的战斗,此役之后,士气低落,士兵们的战斗意志被严重动摇。我师不得不忍受长期的艰苦,没有食物和补给。我师靠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够并且愿意昂起头颅,因为知道自己是在昂起英国陆军的光荣传统。在我被授权在本土和海外指挥我师的这18个月里,我师执行了被赋予的各种不同和苛刻的任务,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余生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师的军官、准尉、军士以及18师的所有人员。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并在我们最终取得胜利后把你们安全带回家,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已尽职尽责。56

  本书还涉及战俘营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认同,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传统观念是不会认同这一分析的。虽然众多研究课题都从文化、历史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详细彻底的研究,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著作却几乎没有。50多年过去了,现在应该是从文化角度对1939—1945年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审视的时候了。这样的调查促使我们对关于远东地区战俘仍未解决的许多文化谜团进行重新评价。新加坡人如何缅怀战争经历?从这方面来讲,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对新加坡当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凯文•布莱克本等人的作品探索了像樟宜战俘营这些地点怎样促成“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观念的形成,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从根本上说,这一点对于国家身份认同非常重要。18这本书审视了以下问题:本书尝试探讨新加坡沦陷对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军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些军人后来沦为战俘,他们是樟宜战俘营最大的群体。另外,本书还涉及樟宜战俘如何应对半自治局面,以及这种影响在管理者与战俘之间微妙的关系中如何体现出来。因此,本书还涉及管理者与战俘关系中的权利的本质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日军如何应对战俘们提出的要求。

  从上述引证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大量有关战俘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樟宜战俘营。值得注意的是,樟宜战俘营经常被歪曲,这些作品对樟宜战俘营本身情况知之甚少。为此,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樟宜战俘营不应该落得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声,但是它在战俘营经历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确实需要进行审视,而且审视时要把重点放在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上面。正如罗杰斯上尉的日记记载,樟宜战俘营的现实生活比目前围绕在它周围的谜团更离奇。直到现在,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也难以与战俘营的传统形象联系在一起。帕西瓦尔(Percival)将军是前马来亚总指挥官,是他在新加坡投降协议上签字,但是,就连他也难以完全把握樟宜战俘营的本质。在战后写的一封关于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信中,帕西瓦尔觉得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

  从1942年3月到8月,被关押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士兵们不得不接受已成为战俘的事实,从心理上开始了艰难的身份转变。到1942年8。

  尽管关于新加坡保卫战有很多神秘和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炮组只能对海发射,入侵日军的路线就是沿着据称“不可突破”的马来半岛丛林和橡胶林,实际上这早已被准确预测。1925年,新加坡总指挥官上将西奥多•弗雷德(Theodore Fraser)爵士认为日军通过马来半岛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后来,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帕西瓦尔中将撰写了《远东态势评鉴》。10该建议得到时任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威廉•多比(William Dobbie)少将的支持,并于1937年被提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11这两项战略评估都猜到了日军的最终路线并就预先阻止这一进攻所需的人员和资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有关部门对此并不感兴趣。多比将军还断定,季风期并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阻止海上入侵。他断定,实际上,从10月持续至3月的季风期将是最适合发起入侵的时间,因为这种险恶的气候可能会限制空中力量的运用,但并不足以阻止在近海停泊的运输船上的部队登陆。12

  这种集体宣泄行为非常重要,有助于缓和不同国籍战俘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种行为非常有效。樟宜战俘营内的战俘虽然国籍多样,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情绪。或者说,新加坡战败没有在他们之间引起矛盾与对立。这些情绪得到宣泄后,战俘们开始思念故乡与家人。对所有战俘来说,思乡是司空见惯、贯穿始终的,因此不必做过多描述。我们要注意的是战俘们如何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努力适应战俘生活,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式:

  对于等待日军到来的大部分人来说,此类传闻是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闻来推断他们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国人很了解日本人在马来的暴行。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的大屠杀,以及就在他们投降前几天日军在新加坡亚历山大(Alexandra)医院杀害病人和参谋人员的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想着这些,预测的氛围十分浓厚。结果没有预测的那般恐怖,几乎没有人直接遭遇过日军,大部分是成为战俘一些时日后才第一次见到了日军。上尉H. F. G. 马利特(H. F. G. Malet)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日本人为庆祝胜利而组织了胜利大游行后他所写的那些笔记:

  沿着历史的脚印,踏访散布各地的旧址遗迹,重走中国创立之路——原来,影响至今的历史大事件,便在每日走过熟悉的某个街角发生;欣然,当年楼阁虽有不存,或变迁为市井或为通途,百姓熙来攘往其间。从实实在在的遗存史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看到深重危机,理想信念,洪流汇海,旭日东升,看到历史选择中国的必然性,历史选择上海的必然性。站在这些饱含历史信息、面貌焕然一新的创党遗址前抚今追昔,愈能感受我们的党95年奋斗历程的艰辛与辉煌。

  起初最为担心的是初次见到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背景下。72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73

  2月21日,广大樟宜战俘营的某些区域被分配给了单支部队和编队并任命了这些区域的指挥官。112战俘营被分为六个区域:南区(过去的新加坡要塞)、第18师、印度军团、印度第11师、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中心区域有一个大型医院。113只有3月,日本人才真正下令建造一座受限的有铁丝网的区域,而且是由战俘们自己负责建造。另外,战俘管理当局建立了大量新医院,占了樟宜罗伯茨(Roberts)兵营地区整整三座营房。114这些新规定和半自治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管理,只有马来亚司令部直接与日军联系。115

  尽管有这样的记载,但人们说到日军对战俘的残酷时常常会提到樟宜战俘营。偶尔,樟宜战俘营甚至会被描述为一所异常残暴的监狱,在这里“新加坡投降时将近15万名年轻人被俘,每15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熬过了三年半的战俘生活,等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9实际上,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数量远低于15万人,可以肯定的是5万名战俘不是死在战俘营。10虽然的确有许多战俘死去,但是他们是在修筑铁路时死的,而不是死在樟宜战俘营里。像“日军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之一”这些描述更多是来自修筑缅泰铁路的情况。与樟宜战俘营相比,铁路上的条件更恶劣,这也促成了樟宜战俘营“谜团”的产生。111944年5月,战俘医院搬迁到新加坡克兰芝,主战俘营搬迁到樟宜监狱,这时共有680人死在樟宜战俘营。12在战争期间,由于伙食恶化,到1945年,许多战俘出现营养不良,但是樟宜战俘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日军公开的、有预谋的残暴行为,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事件,当时,日军企图强迫战俘签署不会逃跑的保证书。13与铁路上的条件相比,即使是这次事件的影响也很小。

  最初,缺少合适的监舍是个严重的问题,从空间上尤为明显,在樟宜有很多此类问题。92上尉吉布森(Gibson)的部队被分到一座营房,“非常拥挤,但空间足够所有人躺下”。93这显然意味着要在地上而不是适合的床上睡觉。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史拉兰(Selarang)兵营这个他们的新家集结后,对于投降和此刻对于战俘身份的迷惑感,因为对樟宜这个地方的总体印象而更加强烈了。军士蒙特福特有些吃惊地说:“看起来我们周围根本没有卫兵。”94实际上,日本人第一周甚至根本都没有接管。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综观这三次大规模的霍乱流行,首先,霍乱的传播范围一次比一次广,从孟加拉扩散到整个印度次大陆,然后走出印度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第一次主要流行于亚洲,第二次传播到欧洲、北美东海岸和东非,第三次则由此进一步扩大到北非、美国中西部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其次,霍乱的传播路线主要是水路,韩国1.5分彩_韩国1.5分彩平台_韩国1.5分彩官网先是经海洋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然后从港口城市沿河流蔓延到内陆,而且重灾区也从亚洲转移到欧美城市。再次,从传播媒介和方式来看,除了朝圣者、商人等传统的疾病传播者,欧洲的军队和殖民者(移民)也构成了传播主体,尤其是他们同商人一道造成了疾病的远距离传播,使得这三次霍乱流行表现出不同于古代社会疾病传播的现代特征。这三点表明,19世纪上半叶霍乱成为世界性疾病与当时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霍乱长期以来只是恒河三角洲孟加拉的地方性疾病,但到19世纪上半叶突破其原有范围传播到全世界,正是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造成了地方性疾病的全球化。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尽管“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灾难”已经等同于新加坡投降,但到什么程度,当代人并不清楚。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8信号师的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在其发表的樟宜投降描述中称,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他记得,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称,这是英国军队遭受的最大失败之一,甚至是比敦刻尔克更大的失败”。38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夸大了丢掉新加坡的影响,不是对于那些在伦敦的战争指挥者的影响,而是对于那些参战者,那些丢掉了“坚不可摧的要塞”的人的影响。这些考虑对于投降的盟军部队来说,在他们成为战俘并开始适应囚禁生活后仍然十分重要。

  但是,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的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2

  最典型而能说明日本人本质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他们对华人和对欧洲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杀政策,就在樟宜战俘营附近还发生过日军对华人的大屠杀,为英美战俘亲眼所见。日本人在各地的战俘营和监狱中对中国人都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残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为残忍,烧杀抢奸无所不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或者南洋各地优待中国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对英美战俘也采取了极端残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所谓优待盟军战俘已经成为一个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肯尼思•哈里森(Kenneth Harrison)在马来亚大陆被俘后被关押在吉隆坡,他后来写下了第一次到达樟宜战俘营的情景。当时他认为:“樟宜战俘营让我们这些关押在普渡监狱(吉隆坡)的战俘难以置信,从很多方面来看,樟宜战俘营可以称为战俘的天堂。”7新加坡投降几周之后,邓洛普(Dunlop)中校在苏门答腊被俘,后来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在修筑缅泰铁路时,他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军官和医生,后来又成为备受澳大利亚人尊敬的标志性人物。与数千名战俘一样,邓洛普是从樟宜战俘营出发去修铁路的。1943年1月7日,邓洛普抵达樟宜战俘营:

  尽管战斗结束后迷惑萦绕着新加坡城,但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的行动还是很有秩序的。澳大利亚的命令记录保存完好度很高,表明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从囚禁一开始甚至从完全了解樟宜的条件之前就渴望尽可能保持严格的军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被命令将所有必要的装备、战备配给、厨具和战备衣物送到(新加坡)唐林(Tanglin)兵营的营地,再从那里运往樟宜。军官装具的运输也受到限制,“军官的装具也可能排在最后”,并且“所有军官只能打包自己能够携带的装备。没有车给任何军官用。准将或以上军官可以乘坐装载战备品的货车”。90被认为不适合行军的澳大利亚人被命令向唐林兵营报告,“用机动救护车运送”。91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3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虽然战俘们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俘经历的著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缅泰铁路的背景下介绍樟宜战俘营,纯粹探求樟宜战俘营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有点出人意料。《樟宜往事》是唯一例外,该书作者是戴维•尼尔森(David Nelson)上尉,他原来是一名志愿军军官。尼尔森当时是档案查阅局(the Bureau of Record and Inquiry)负责人,他保存着大量档案,记录了1942—1945年间抵达或离开樟宜战俘营的战俘的情况。他的工作对他写这本书帮助很大,因为尼尔森的工作对象与绝大多数狱友不同。

  第二阶段从6月5日开始,德”A“、”B“集团军群调整部署,其中”B“集团军群突破法军沿索姆河和埃纳河仓促构筑的”魏刚防线日,法政府迁至图尔,同时意大利对法、英宣战;14日法政府再次迁至波尔多,同日德军占领巴黎。17日,德军从侧后推进至瑞士边界,法第2、3集团军群被围;法政府在无奈下与同日请求停战,并于22日与德国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此战中,法国失去了约2/3的国土,并宣布退出战争并解除法国舰队武装。

  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以来,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成为远东国际大都会。这里有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发达的邮电通信事业,与海内外的联系相当便捷。上海一市三制的政治格局,为中国的先进力量提供了政治避难所和宣传新思想的空间。华洋杂居的国际大都市有助于本土政治人物与国际政治人物的联络。尤其是近代上海工业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的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的1/4以上,工人阶级队伍强大。上海近代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大量知识精英汇聚于此。上海具备创建的一切有利条件。

  英国空军未能阻止日军登陆,加上日军空袭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造成了严重损失,使英国决定保留剩余部队,保卫海军基地和救援护航队。这样,在马来半岛战斗的陆军就彻底失去了空中支援。16至12月12日,盟军已开始沿马来半岛进行战斗撤退,在士林河(Slim River)镇稍作停顿,结果被装备了坦克的日军彻底击败。尽管有些成功的反击和伏击,特别是澳大利亚帝国陆军(AIF)在金马士(Gemas)的战斗,但总体而言盟军部队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策略方面都败给了经验丰富的日军。日军与对手不同,通常作战时没有沉重的单兵装备这一障碍,并且以规模很小的小组行进,可以从盟军有准备的阵位背后潜入。斯特拉博尔吉(Strabolgi)勋爵1942年写道:

  总之,新加坡战俘营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它不能代表日军在二战中在遵守国际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现,也不能反映日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日本军队伪作仁慈对外宣传进行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工具。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来证明日军在二战中的对待俘虏的表现,并得出日军遵守国际公法的结论,相反,我们从樟宜战俘营派往缅甸修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团的悲惨历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新加坡战俘依旧是采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澳大利亚军人沦为战俘的经历代表了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就其战时经历而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2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死亡,其中8000人死在了战俘营。确实,在对日战争中死亡的澳大利亚人当中有一半是在作为战俘期间死亡的。16虽然英国军队死亡人数是澳大利亚的将近两倍,但是与英国军队在北非和西欧地区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算是与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情况也是如此。

  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主要战俘营。战俘们从樟宜出发,开始艰难的旅程。他们坐船或坐火车,大多数时候是坐火车,前往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或者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缅泰铁路上的条件骇人听闻,并且有原始素材(对于日军战俘营的普遍观念就是从这些原始素材得来的)支撑这些听闻。相比之下,樟宜战俘营里的条件截然不同,但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1946年,澳大利亚前记者罗恩•里韦特(Rohan Rivett)出版了《竹林背后》(Behind Bamboo),这本书是最早记录日军战俘生活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

  现在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沦陷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前日军战俘出版的战俘日记作品也很多。相比之下,学术性研究作品数量很少。不过,绝大多数日记作品都是以一种草率的方式来探讨樟宜战俘营。这些日记基本上都是把樟宜战俘营当作缅泰铁路上发生的更为人熟知的事件的背景介绍。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他们描述樟宜的方式非常特别——作者总是强调其“独特性”。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把那些关于新加坡战斗与离开樟宜战俘营前往修筑缅泰铁路的文学作品遗漏的故事写出来,从而审视樟宜战俘营“谜团”背后的真相。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本书尝试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战俘经历,这个视角与战俘历史的传统视角不同。本书不仅探索战俘和管理者,虽然这两个要素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索了战俘和管理者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很显然,这并不是说日军对他们是不是战俘感到困惑;而是说,在樟宜战俘营,经常模糊的是战俘和管理者这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界线。基于日军和战俘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边界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但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仅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适应,而且生活相对自由,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于盟军士兵来说,从樟宜逃跑并不是现实的选择。甚至对新加坡和马来亚或者整个地区缺乏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被拘留在一个被敌国包围的岛上。残酷的是,从一开始,樟宜的生活就被剥夺了作为战俘的“能逃脱”这一支柱。在大部分详细描写战俘经历的著作中,在其他战争或战场,逃跑的可能性常常被想起,并且可以被视为抵消囚禁所带来的孤独和挫败感的一个主要因素。129计划逃跑是战俘的全职工作和主要关注点。在樟宜没有了这一内容会怎样?一种可能是这迫使战俘们产生了一定的现实主义,虽然也许是无意识的现实主义。在樟宜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囚禁,也不能从他人的逃跑尝试中汲取力量。尽管逃跑在当代有关樟宜战俘营的著作中有所提及,但也仅限于最初数月,并且统统没有真正成功。显然有些人从樟宜逃离并且加入了在马来大陆丛林作战的游击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相反,没有一丝逃跑希望,许多人就会放弃艰苦的生存斗争,尤其是当境况越来越糟时。认识到自己对自己的自由无能为力的囚犯一定会有一种特殊的反应,在樟宜,囚禁的最初六个月就是那样,正如下一章所详述的那样,就是努力建设一个充满生气和活跃的群体,从而使这个地方更加奇异。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普遍交往的形成。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状态,资本的扩张与增值需求推动和创造了世界市场,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地打开国门。资本为开拓世界市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领土,纷纷建立殖民地,资本的增值一部分来源于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类社会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让机器生产从无到有,从蒸汽驱动到电力驱动,从人工控制到自动控制,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生产方式变革中,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已不是现代社会的通行逻辑。在现代国际秩序下各国家各民族间的关系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

  开幕式之后是主题演讲环节。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做《作为心理战的冷战:对冷战特性的在思考》主旨演讲,强调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对抗中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作用。冷战的根本特性就在于无处不在的心理较量,王立新老师从6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广义的心理战略被置于与军事战略同等重要的地位、心理舆论的考量进入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过程和所有方面、和平时期常设宣传和心理战机构、塑造形象影响别国的心理成为对外军事干预的重要目标、影响国际舆论和外国心理的考虑塑造和改变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冷战结束的方式主要是由心理战的效果决定的。最后,王立新教授还分析了冷战终结的原因以及冷战之所以成为心理战的根源。演讲内容涉及机构与政策、国内与国外、措施与效果等方方面面,为在座学者展现了一幅清晰的心理冷战画面。接下来,首都师范大学史桂芳教授选取了日本这一个案就《日本亚洲主义的演变与舆论动员》题目做演讲。史教授首先对日本亚洲主义这一理念进行溯源探究,接着介绍了亚洲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目标:以东西方文化、人种差异为前提,以东亚共同抵抗欧美列强为旗号,要求亚洲邻国服从日本的“领导”,以实现日本统治亚洲的最终目标。在第二部分,史教授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亚洲主义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演进:日本先是主张东亚联盟论,又进一步提出东亚协同体论,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和战争动员,制造侵略有理言论,宣传战争理论,歪曲事实真相。史桂芳老师的讲座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日本战时企图和宣传,并倡导跨学科研究,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给与会者以很大启发。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5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主要领导人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引进了国内,促使这些当时的精英教育家突破传统教育思路的禁锢,激起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等多种崭新的教育思潮。其中,平民化教育思潮由于视角聚焦广大的普通民众而受到重视,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1916年、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分别通过了《注意贫民教育案》和《失学人民补习法》,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普及化教育的轨迹。该思潮以“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必须打破等级制度和借机差别[6]”为主要观点,主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改变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

  本书还探讨了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审视了不同战俘群体应对共同环境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军官与士兵有什么区别,正规军与志愿军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本书对修筑缅泰铁路的生活与樟宜战俘营的生活进行了区别对待。本书还阐述了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如何影响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的行为,这种方式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修筑铁路的战俘全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有些生活了好几年,有些只生活了几个星期。传统观念认为日军战俘是弱者,本书的调查结果对这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我们会看到,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们之间的权利界线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清晰,至少在樟宜战俘营情况如此。

  恒河三角洲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霍乱弧菌的繁殖,该病菌主要通过水传播,而人们前往恒河的宗教朝圣活动将霍乱传播到了恒河流域周边的许多地方。不过,当时的朝圣者主要是步行,因此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受到限制。然而,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英国军队在整个印度快速频繁地活动,大量修建种植经济作物的灌溉渠却没有足够的排水沟,加尔各答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出现,这些都为霍乱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加强了印度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孟加拉的霍乱最终走出印度,成为一种世界性流行病。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分水岭,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北京和上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重镇。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外,北京的《晨报》副刊、《国民》杂志,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等许多报刊都纷纷介绍社会主义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所获”。那究竟何为力量者?即是一个有分量、有能力和有作用的人,TA永远内敛不张扬,在自己的领域支撑起一方天地,不断追求创新进步,给予伙伴源源能量,这才是所谓的真正的力量者。不可否认,华云数据集团就是一位这样的中国云力量的代表者,TA作为云计算、大数据独角兽企业,始终坚持以IT技术为动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本书之目的非常有限。这本书事实上只是记叙了1942年到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不过,这本书确实产生了广泛影响。盟军对日军的作战与欧洲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更野蛮、更残忍,可以说是一场“毫无怜悯可言的战争”。种族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是引发战争的首要原因。当然,通过修筑缅泰铁路,樟宜战俘营感受到了这个维度对冲突的影响。在经历过战俘生活后,没有哪个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会对日军管理者心存幻想,甚至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斗中经历过日军的暴行之后,就没有人抱有幻想。尽管如此,日军在樟宜战俘营的行动确实与他们过去所作所为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说,对于那些有资料记载日军对樟宜战俘施加暴行和漠不关心的案例而言,日军本可以更残暴。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原因还不得而知,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缺少人力,以及战俘们基本上只与军官打交道。在缅泰铁路上发生的许多残暴行为都是低级士官和日军从朝鲜征发朝鲜的军队 所为。

  推动各国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是发展共同体。习总书记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发展共同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意义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状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一部分人还在为生存问题担忧。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因此,发展生产力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不竭追求,同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发达国家需要经济落后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经济落后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技术,各国对话协商、相互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1921年6月16日,英国内阁原则上通过帝国防卫委员会(CID)的建议,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排除了锡兰、香港和悉尼等选项。5然而出于财政考虑、至少近十年不可能有大规模战争的设想以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建立独立远东舰队的可能性被排除。6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了“新加坡大舰队”策略。该策略要求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将大量皇家海军舰船派往新加坡。所用时长被称为“救援前时期”,并于1939年后开始不断重新评估。从1922年至1937年,“救援前”的时间一直维持在70天左右。7这一期间就是要求新加坡驻军抵抗进攻的时间长度,因而直接与本岛的最终防卫级别挂钩。寇松勋爵(Lord Curzon)领导下的帝国防卫委员会想出了提供充足陆地防卫的最佳方式。皇家空军就防卫是否应基于空中力量发起了激烈的跨军种竞争,结果有利于海军和陆军,岛上安装了重型火炮。8计划制定者仍然认为,马来丛林以及向北通往新加坡的道路是不可突破的。9

  最终,关于投降与失败程度的这些复杂看法对于相关人员来说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看法掩饰了指挥官在战役中的不佳表现,关于马来战争的常见故事就是依据这些素材来构想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承认如果新加坡岛没有被迫投降,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会使投降及其所确认的“灾难”更可被容忍。显然,马来驻军集体全心全意支持韦弗尔和丘吉尔所想象的那样的抵抗是不现实的,而且从上面引述的观点看来也能支持这一点。然而,韦弗尔和丘吉尔发布的此类命令,只是将期望的重担压给了守军,并强调最后一战确实将是新加坡战斗的高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补偿在日本那里所遭受的羞辱,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进行一场“大决战”的催化剂。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最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韩国1.5分彩官网樟宜战俘营:揭露二战日军东南亚战俘营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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