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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二)韩

发布时间:2018-12-04 23:58 作者:韩国1.5分彩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

  作为世界史编纂方式之一的全球史,因其对人类过往所持的全球视角,以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联系与交相互动的重视,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的世界史研究,使之更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全球叙事的需要。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日趋一体化的背后,却是各种地方主义诉求的此起彼伏,民族国家边界的打破虽然带来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也造成持续不断的族裔摩擦和种族纷争。即使在同一文明内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似乎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剧烈。全球化在带来文化、制度乃至景观趋同的同时,却无法否认日益纷繁的多样化和基于差异的认同政治。

  无心插柳,容妃却得到了皇帝的宠爱和包容。乾隆三十三年,她正式被封为”妃“,并且在宫中,皇帝允许她保留回族风气,着装住宅都可以布置成家乡的样子,宫中行走也不必和其他姐妹统一。想到《还珠格格》中,晴儿对老佛爷说道”香妃娘娘穿着民族服装走在宫中,也是一个景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除此之外,康熙给他配了回族的后厨房和厨师,除了皇家聚餐外,容妃可以自己决定吃食。容妃的宫在故宫边的”宝月楼“那个时候皇宫城边有不少清真寺和回子营,每每等到宝月楼的最高处,蓉妃都能够看到城外的家乡风光。乾隆有多爱香妃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够宠的。

  对于入江昭将跨民族史的上限定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建议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nation”一词,将之视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这样,跨民族史的研究方法便可以应用到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也可以被视作一部跨民族史著作。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作“非洲人列奥”的摩洛哥穆斯林外交官,他被海盗掳往欧洲后,接受教皇列奥十世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列奥在意大利生活期间,根据其在非洲的游历写下《非洲印象》一书,并因此在欧洲获得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九年后,列奥重返非洲,成为“哈桑·瓦赞”。戴维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生动地描述了列奥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跨越但又纠结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故事。

  在构建全球叙事时,全球史史学家诉之于一种全球视野,而全球视野正是全球史得以告别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旧有的世界史的标志。不过,无论这种全球视野有多大,它必须借助一种单一的主导叙事才能将它目力所及的所有地区整合在一起。而单一的主导叙事又往往总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因为它需要从自我的文化和经验中汲取重构过去的知识与灵感。因此,当前的全球史在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宰制后,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中心主义。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的:“承认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就必须将之放在其他的统治事例中加以考察,在这些统治事例中,欧洲中心主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对全球史来说,这真是一个悖论。

  无论是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还是作为潜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跨民族史或区域史的进展,在本质上都是对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的一种纠正。如同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一样,全球史叙事也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成功地撰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的话,这种全球史也应当是一种全球时代承认差异的历史。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借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这一概念,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承认的历史”。

  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中译本改称《大秦国全录》)、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梯加特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这些论著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国史,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状况。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论著来弥补自己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专业意识与学科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事实上造成了他们对对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免浮光掠影,学术视野狭窄,要么言必称希腊、罗马,要么只知有汉唐而无论世界,所谓培养具有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通识型人才的目标往往流于空谈。

  儿童是与成人不同的生命存在,莹莹动人,这样的情节结构不仅隐喻了小镇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文化衍变,这是一部融地域风情、小镇史实、民间传说、民俗故事为一炉的儿童成长小说,且寄人篱下,比如,解开天龙的秘密”一开始仅是九岁男孩朴素的愿望,可当秋良转学、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二)韩国1.5分彩爷爷生病、爸爸回乡等事件接踵而来时,不仅勾勒出儿童精神成长的轨迹,都无不隐喻着童年一路走来必将遭遇的磨难与历险,爷爷向他讲述了小镇的历史,意味深长,通过原生态的童年摹写,还有经久流传的地龙传说、龙灯民俗,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29日第11版 ,这个怯懦、孤僻的小男孩, 首先,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也会从中获得自我情感与心灵的确认,最终通过知难而进、追求梦想的行动,而且也昭示了中华文化流淌在民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的实物或照片,中国学者熊月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倾向于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综合自工部局1884年颁布的游园规定。1917年到《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鲍惠尔也回忆,“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专做的煽动家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不许入内’。”④同将华人与狗分列的规定相比,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给人的冲击力无疑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综合”显然有违事实。

  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论著,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1987年,执政党代表(党首)卢泰愚为回应六月抗争,发表了包括年底举行总统直选的“6·29宣言”,而在朴正熙时期被《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解雇的记者们,此时在酝酿众筹创办新报纸《韩民族日报》,他们找到浦铁常务理事李大公,希望浦铁对募股办报活动提供协助。创办这份报纸的,是当时的现任总统(全斗焕)下任总统(卢泰愚)视为眼中钉的势力,身为国企社长的朴泰俊的反应却是:“这个国家也需要那些人的声音啊!”他让李大公想办法,后来通过子公司、合作公司入股的方式为《韩民族日报》募集了五亿韩元,占该报创刊基金的十分之一。李大公还记得,1976年他建议公司聘用被《朝鲜日报》解雇的摄影部长时,朴泰俊也是欣然同意:“照片拍得好就行,尽管聘用。”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本特利曾经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

  当下西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大西洋史。美国历史学会自1998年起开始设立大西洋史学奖,从其中一些获奖图书的研究主题中不难看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早期美洲、欧洲和非洲或者英国、法国及其在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所构成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之间的联系。对于大西洋史在世界史编纂中的意义,迈克尔·吉梅内斯和马尔库斯·雷迪克在《什么是大西洋史?》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大西洋史在探索全球史或世界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这一区域的研究和写作的展开,它将必然涉及与其他地理或文化区域(太平洋圈、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西方‘文明’等)的比较,这些互动也会影响到大西洋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以及大西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历史。”

  诚然,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在不断呼吁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加入中国史的内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长期实践,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著作,取得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新成就提出:“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著作中加进了中国史及其相关的内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往往还是“两张皮”,很难真正融会贯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间的分立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有机结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说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互动模式”。

  从帝国的视角研究世界史还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纠结”的世界图景或世界网络。与那种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不同,帝国的网络异常繁杂,不仅包含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还有帝国内部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多向联系,以及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平行联系。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协商、妥协和抵抗。帝国网络中的每一个主体,不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处在相互构造和彼此依赖的瓜葛之中。宗主国固然对殖民地产生重要影响,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的回流”给宗主国造成的各种变化。比如,大量殖民地居民向宗主国的回流,在改变宗主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包括饮食、服装、语言和艺术形式在内的文化混杂状态,不仅重塑了宗主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与那种单一的全球叙事相比,这种多层次的纠结的历史更利于揭示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韩国首尔大学历史学者朴泰均显然也注意到了上述倾向,他最近在中国出版了《韩国现代史:十个代表性事件的深度解读》一书,可以使读者对此有全新又全面的认识。该书韩文版在韩国光复七十周年、朝鲜战争爆发六十五周年、韩日协定签署五十周年的2015年出版,自然包括了这三大事件。但不同于2014年在中国出版的前作《那时今日:透过事件解读韩国现代史》,本书原书名是박태균의 이슈 한국사,即“朴泰均的issue韩国史”,issue即问题,但如果译成“问题韩国史”给中文读者感觉比较奇怪,叫“议题”则较好。书的副标题둘만 모여도 의견이 갈리는 현대사 쟁점意即“汇聚双方意见形成的现代史争论点”,“议题”比“事件”涵盖面更广,更适合“深度解读”,尤其相对以月份为章介绍韩国史及世界史的《那时今日》而言,所以中文版的副题半对半错。

  与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不同,跨民族史将研究的基本单位重新放在民族或民族国家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史的回归,而是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从空间上来看,跨民族史的对象既可以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也可以是不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线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界,也包括抽象的文化边界。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将跨民族史理解为一种在兼顾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对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互动与联系进行研究的世界史新范式。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堪称此类范式的典型之作。该书描述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与竞争,反映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该书的视野不仅跨越了大西洋,而且远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始终把握着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

  布赖恩·理查森的《经度与帝国》有着相似的主题。该书叙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上的三次航行及其对形塑世界的意义。库克在其航行中,为地球上不少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地带绘制了大量地图,其精确度和规模都超过以往。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库克在绘图学上的贡献完全改变了此前西方人绘制地球时的片段性和模糊性,被认为创造了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受库克绘图学范式的影响,西方人开始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去绘制世界地图,世界各国的位置得以明确化,与各个地方相关的民族、动物、植物也得到收集、辨认、理解和命名。库克的三次航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塑造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全球知识体系,也为创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知识基础。作者最后指出,西方对非西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更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而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组织形式。

  在西方,关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悠久传统,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汉学,或称中国学。汉学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展开,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有关。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当中。到19世纪初,汉学正式形成。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举凡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科技等,都在汉学家考察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国际汉学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涌现出来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与西方汉学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究竟与它有什么不同呢?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学者就呼吁“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事实上,“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近年来,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涉及众多领域,如基础领域有全球史观下对中国史教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反思;还有学者对“全球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思考,如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和借鉴“全球史观”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因此,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国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进全球史。

  还记得在还珠格格里那个没得惊世骇俗的女子吗?她围着蝴蝶翩翩起舞,柔弱却又倔强。有关香妃的传说由来已久,大家对她津津乐道。香妃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后宫妃子,对于她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相传,乾隆平定回族部落,俘虏一个美女,身体异香,惊为天人。也有传言称,香妃乃是回部主动进献给大清王朝以换取国家安定。而香妃的结局,也不是很完美,早早的便香消玉殒,以至于皇帝念念不忘,为她设立一个“香冢“。那么回归现实,历史上真的有香妃其人吗?原型又是谁呢?

  比如,尼娜·布雷的《海市蜃楼:拿破仑的科学家与揭开埃及的面纱》剖析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此次科学考察可以看作是现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它带来双重的结果。对欧洲而言,大量有关埃及的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艺术方面的知识,不仅在欧洲促成一股经久不息的埃及文化热,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思维和科学意识。对埃及来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开始派遣医生、士兵、工程师和教育家前往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此揭开。但在另一方面,此次科学考察之后,欧洲便开始对埃及进行肆无忌惮的文化掠夺,埃及则在现代性文化上更加依赖于欧洲。欧洲与埃及彼此勾连的知识生产,显然是在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完成的。作者进而提出更具世界史意义的思考:欧洲与埃及的跨文化互动,究竟是加深还是减缓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究竟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还是将一种文化的统治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生活在“全球叙事黄金时代”的乐观主义,让历史学家看到全球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迄今为止,全球史在表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上做得并不成功,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不但拒斥其他来自地方经验的叙事,而且无助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近年来,对全球史的反思和批判已经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不过那种为之贴上西方意识形态或新殖民主义标签的做法却显得过于草率和情绪化。只有深入其内在机理并追溯其发生、发展的学术渊源,并将之置于当前世界史编纂的其他脉络之中,通过比较来审视它的局限,我们才能较为客观地揭示全球史的种种不足,进而予以补充和完善。

  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画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沪不久,陈独秀就接触工人运动实践,并初步团结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同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到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其使命之一。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接触。在其推动下,中国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该组织推进党、团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建立,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发起组的作用。

  海登·怀特在论及谱系学式的历史叙事时指出:“历史的叙事化过程将每一种现在一方面转化成一种‘过去的将来’,另一方面转化成一种‘将来的过去’。由于现在被视为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一种过渡,因而,它既是过去人类行动者所实施方案的一种实现,同时又是对将来活着的人类行动者即将实现的可能性方案领域的一种确定。”立足于现在而讲述全球叙事的全球史史学家,其任务也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全球性与人类的全球性未来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全球史史学家有意选择那些代表人类历史整体性和一致性的事件,对过去进行重组和编排,而大量体现着多样性和差异的历史现象却被忽略了。或者,尽管有时全球史史学家也承认人类历史的破碎性,但却认为这种破碎性最终会归于统一。在这样的全球史叙事中,全球史史学家呈现出的只能是一种一体化,那些潜藏在一体化之下的起着离心作用的反体制力量都被排除在全球史的叙述之外。

  新近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民族史辞典》,对跨民族史研究的主旨进行了更为详致的概括。编者指出,现代世界史不仅要被理解为民族史的总和或国家间事务的编年史,而且要被理解为并不总是局限在世界上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也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政府的人员、商品、观念和技能的联系和流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各种跨越边界的流动、联系和挪用,我们才能完全把握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跨民族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国家或国际事务的框架内,即便是税收、冷战等众所周知的事项,也会呈现出全新的意义。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们大多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来进行论述,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对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对那些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交流与互动却重视不够。在实际研究中,注重细节描述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名物、训诂与考据之学有某些相通与类似之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变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积。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他们正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其所编织的这张“人类之网”中来进行考察的。又如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也考察了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网络”,如“海上网络”、“通商口岸网络”、“海外金融网络”以及交错的“印度网络”与“华人网络”等。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民族史与全球史有着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但跨民族史的研究尺度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局部的或者聚焦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种研究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去突出地方经验,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入江昭在对跨民族史和全球史作出区分时指出:“正如全球史在概念上将自身与世界史区分开来一样,跨民族史或许同样可以与全球史区分开来,因为它涉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但依然是跨越民族的力量和主题,比如地区共同体,地区间的移民、疾病和环境问题。像人权和这样的主题当然可以放在全球史的概念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跨民族史会赋予这些主题特定的时间段,因为跨民族的联系和现象可以说是与17世纪以来的民族史共同发展而来的。”

  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 “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胡化”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数民族“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反之,一提到“胡化”问题,就会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提,认为它与历史的“倒退”,或者与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这种“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汉化”与“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

  任何一种试图对人类、地球或者宇宙进行总体描述的历史,比如世界史、全球史以及最近流行的大历史,都可以归结为普遍史。而普遍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其目的并不在于对过去进行详致的再现与描述,而是对未来提供一种“预言”或“预测”。柯林伍德在论及18、19世纪的普遍史体系时,曾这样评价:“关于这些体系,真实情况乃是它们是些预言,并且大体上是相当准确的预言,预言的是到往后几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路线。”早期的普遍史,特别是罗马和基督教时代的普遍史,通常蕴含着两大主题,即罗马人的征服和基督教的胜利。对过去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对实现上述两个主题的回溯式预言,过去因而成为未来的铺垫和准备。在普遍史的最新形式大历史中,预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大卫·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必然要关注大趋势……以一种大视野去审视过去必然会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而对于不远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来说,至少有一些答案是现成的。”另一位大历史学者弗莱德·斯皮尔也强调,大历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不远的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朴正熙死后不到一年,他通过两次政变创建的国家也被全斗焕用两次政变取代,这就是第五共和国。能够忍受朴正熙十八年威权统治的韩国人,这次连全斗焕八年的统治也受不了了,因为把“实现社会正义”口号刷得到处都是的第五共和国,不仅爆出多宗社会不义事件,后来连最高领导人的亲属乃至他本人都卷入了巨额贪腐案件,这是朴正熙时代未曾发生过的。然而,即使韩国全国掀起了反抗军警催泪弹的街头运动,如果执政者不让步、反抗者不妥协的话,韩国的世道也不会改变。

  具体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殖民主义重新置于世界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和考察。与以往的研究侧重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同,后殖民史学探究的是殖民地知识如何影响和决定宗主国(西方)对殖民地(非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西方的权力运作。伯纳德·科恩的《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可谓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分析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各种知识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类,细致而独到地展示了英国文化霸权和政治控制在印度的逐步确立。近期的一些著作同样体现这一趋势。

  为了修补关系并防止驻韩美军移防缩编,1965年朴正熙向越南派兵以支援当地的美军,此举据说起初是出于韩国自身的安保理由,但朴泰均统计了1965年至1968年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次数,发现激增了十几倍,因此他认为派兵并没有达到目的。不过,随派兵而来的军费补贴、带动出口的“战争特需经济”,着实让韩国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1965年,令二战后僵持二十年的韩日关系正常化也是朴正熙的一大政绩,虽然也冒了被发起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在野党指骂为“亲日派”“卖国贼”的风险,朴正熙在首尔实施“卫戍令”稳住了局势,这一招以后被他屡试不爽,但到了1980年代已捉襟见肘。

  关于“互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史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互动显然来自人类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觉的。或者,将之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与19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十分类似,它们都秉承人类历史不断朝着更高和更完善等级发展的理念,其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观念指的是“世界的进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发展”。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在当代,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三个变体:一是体现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追随者;三是当前的全球史研究。其中,全球史因其较为公允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都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目的。对于全球史史学家来说,互动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但在实际上,互动并不是展现全球历史的唯一途径。娜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地方故事在展现相同的全球历史面貌时的可能性,并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史’就是描述过去的唯一适合的方式”这一论断提出质疑。

  并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挂龙灯”的责任,而借助于对这些秘密的探查,循着“地龙”的足迹去探查“天龙”秘密,让他在苦闷、反思中迎来了心灵的顿悟与新生,因小小年纪父母离异,小说借助九岁男孩陆弘真的感知视角,成长既是童年寻求与现实的融合,他义无反顾地攀上高塔,以及波澜壮阔的小镇社会变迁史,生动呈现、深入阐释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抗争意识、进取精神,在揭示童年某种深邃质地过程中,于是,更是心灵成长的永动机,当来自小伙伴秋良的友情和爷爷的亲情先后失去时,也像随遇而安的小混混。

  对于上海外滩公园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视之为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铁证。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人质疑木牌的存在。1994年,上海学者薛理勇在《世纪》杂志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文中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薛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全国大小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判文章。《世纪》杂志转载了批驳薛文的文章,还被迫做了检讨,称薛文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指出该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刊未对史实严格核对即予发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史研究中,佛教东传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它在初传入华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三武一宗灭佛”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它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新事物”的吸收、取舍过程本身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蜕变过程。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从朴泰均活动的媒体政治光谱来看,他得到了左中的一致认可。仅从书中举一例,以见他论证的全面客观:二战后韩国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日本则称应由韩国赔偿日本,乍看这是倒打一耙,但朴泰均指出,韩国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日本就强征慰安妇、劳工等进行赔偿,同时战后初期驻韩美军政厅由于缺乏经费,不仅没收了日本在韩国的公共财产,也没收了日本人的私有财产,后者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些财产后来都移交给了韩国政府,所以作者认为日本的主张并非无中生有,但由于美国政府也不愿出面解释,此事成为日韩谈判中的一大症结。朴泰均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韩国人就一味为韩国辩护,而是根据国际法和历史资料讲清了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类似例子还有几个,感兴趣者可自行查阅。

  一个与跨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略有不同的世界史编纂方式是区域史。阿兰·梅吉尔指出,存在两种区域史。一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的历史;一种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的历史。前者介于民族史与地方史之间,后者介于民族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史之间。保罗·克莱默则认为,不论是第一种区域史还是第二种区域史。都可以通过某些政治经济或地缘政治途径与世界史或全球史发生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史的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过,布罗代尔是从总体史的角度来理解地中海的,而当前的区域史突出的却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

  如果说注重整体性的全球史叙事必然会忽视地方因素且可能滋生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那么跨文化互动这一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似乎是对上述缺陷的弥补。在全球史史学家的理解中,跨文化互动不仅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社会、韩国1.5分彩官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以此为全球史分期的标准,会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从字面上看,“互动”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双向的交流,但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并不总是双向的,它有时更多地表现为单向的、不对称的甚至强制性的。杰里·本特利列出了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的三种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除远程贸易具备双向交流的特点外,大规模移民和帝国扩张战争显然是单向的,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其本质是强势文明和一体化力量在全球的扩散,而不是各种地方传统和经验的相互塑造。此外,“互动”还暗示了对等和自愿的原则。但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500年以后,互动主要表现为西方对非西方的霸权与压制以及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行为,非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甚至反抗的境地。因此,在理解全球史中的互动问题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被考虑在内,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近年来在研究不同地区的交往问题时,历史学家更愿意使用“遭遇”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与早期普遍史对未来所作的政治隐喻和神学隐喻以及大历史基于现代创世神话的完整性而展望人类未来一样,全球史的预言性也表现在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中。大多数全球史论著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叙述中,都暗含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为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可能,全球史史学家需要赋予人类历史的空间或横向整合以一种时间或纵向上的连贯性,全球化或全球历史的形成因此被推向遥远的过去。与之相应,全球史编纂的源头也常常被追溯到希罗多德或司马迁那里,以此说明全球意识也并非现代的产物,它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业已成型。尽管这种服务于未来的倒溯策略,能够让全球史史学家成功地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和没有中断的全球史谱系,却也使得全球史的叙事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任何事物经历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很难分清什么是史实什么是传言,有关容妃也是一样,只不过由于她来自回族,遥远的部落,她身边的故事自然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对她挖掘,甚至编造。而当我们于千万种说法找不到答案时,最简单的就是翻阅官方或者权威资料了。有这么一段考古纪实被写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中:公元1979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妃园寝大型修缮,整理的时候,发现容妃墓地已经坍塌,原因除了年代久之外,和盗墓活动也相关。这个陵墓之中,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容妃的椁上面写着阿拉伯经文,而其他的皇室贵族都是写了藏文或者梵文咒语以保护死者安宁。二是,容妃的陵墓中,只有椁,不见棺。古代皇妃皇后的陵墓,都是棺椁俱全,其中有风水和文化的讲究,但是都是满汉传统结晶。以上两点,足见不同之处,想象大概是皇帝想让容妃死的安稳,固按照她的家乡习俗办理。

  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主的“庶民研究”学派不断努力的结果。 “庶民研究”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虽已结束,但影响力至今犹存,由其所衍生出的“后殖民史学”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史学形态。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前,后殖民史学的实践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将之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历史上殖民帝国的考察,是后殖民史学重构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帝国史”的兴起。帝国作为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聚合体,以及它在政权上的普世性要求,向来是理解全球联系无法回避的主题。近年来的帝国研究,已经摆脱欧洲中心或单一民族的视角,力求探寻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与帝国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后殖民史学更关注殖民帝国是如何通过其庞大的机构行使权力,以及殖民地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这种权力。殖民帝国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这一权力的反抗,构成世界史中交换与互动的“另类”模式,因为它代表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的回忆。用穆芮纳丽尼·辛哈的话说就是:“帝国总是一项肮脏的事业。它所推动的交换总是强制性的和不平等的。暴力从不会远离帝国。”所以,世界历史中的权力问题要比跨文化交流和大规模贸易更为复杂和深刻,无此我们难以理解过去的世界和当今的世界。

  传说比干被纣王挖心以后,掩袍不语,面似土色,单骑纵马南行。他知道南行心地(今河南新乡县),就会长出心来。行至牧野荒郊,遇上一老妇人叫卖“没心莱”。比干问:“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如何?”老妇说:“菜没心能活,人没心就会死!”比干听后,长叹一声,口吐鲜血,坠马而死。骤然间,天地皆黑,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卷土成墓,将比干尸体埋于土中,人称之“天葬墓”。今天,每到绿叶返青之时,比干的坟墓上都会长满三个叶的没心菜,传说这种没心菜,原是比干的七窍丹心化成的,墓地周围的古柏,因悲伤过度都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后来都变成了“弯柏”。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但同时也是纣王王位的积极争取者。《尚书微子篇》载:帝乙在位时间很短,病重期间,曾宣比干、箕子等进宫商议继承王位之事。箕子劝帝乙立长子微子为王位继承人,比干却力荐次子帝辛(即后来的纣王)。因微子不是帝乙的正妻所生,所以比干不同意箕子的建议。最后,帝乙采纳比干的建议立辛为王位继承人。帝乙病重期间,比干曾向鬼神祈祷,保佑哥哥身体健康,并许愿只要哥哥能够恢复健康,自己情愿代之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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