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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5分彩平台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

发布时间:2018-12-01 22:40 作者:韩国1.5分彩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韩国1.5分彩平台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1817年8月,孟加拉的杰索尔地区出现霍乱,9月便在加尔各答市大规模暴发,经一年时间传播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820年,霍乱向东传播到曼谷和马尼拉,并于1821年分别传播到爪哇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1822年经长崎港传入日本。同时,霍乱于1821年向西传播到阿曼,1822年经波斯湾传到巴格达和叙利亚,并于1823年经里海传播到俄罗斯城市阿斯特拉罕。印度洋上的岛屿桑给巴尔和毛里求斯也在1823年出现了霍乱。到1824年各地疫情基本结束,这是霍乱的第一次大范围流行,但主要在亚洲。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民族史与全球史有着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但跨民族史的研究尺度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局部的或者聚焦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种研究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去突出地方经验,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入江昭在对跨民族史和全球史作出区分时指出:“正如全球史在概念上将自身与世界史区分开来一样,跨民族史或许同样可以与全球史区分开来,因为它涉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但依然是跨越民族的力量和主题,比如地区共同体,地区间的移民、疾病和环境问题。像人权和这样的主题当然可以放在全球史的概念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跨民族史会赋予这些主题特定的时间段,因为跨民族的联系和现象可以说是与17世纪以来的民族史共同发展而来的。”

  1839~1856年暴发了第三次全球性霍乱,发源地还是孟加拉,但波及范围更广。它向东于1840年由英军传播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东南部,然后再从中国西部于1844年传播到中亚、阿富汗和波斯。它向西从孟买经海路于1846年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亚丁和汉志,然后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里海沿岸,并沿着第二次霍乱传播的路线年传播到西欧;与此同时,霍乱也由汉志传播到埃及,并于1849~1850年经北非传到突尼斯。1848年底,霍乱由西欧传播到美国,并在1849年传遍美国全境。1850年,霍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1855年,葡萄牙人将霍乱带到了巴西,由此南美洲也未能幸免于难。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3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四)发挥电影优势,促成刻板印象。美国政府运用电影媒介塑造美军英雄形象的过程,也是发挥电影媒介优势、用艺术方式促成观众对美军形成刻板印象的过程。“刻板印象”,是指在选择和建构未曾经过发展的东西时所形成的符号化印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刻板印象深受大众媒介文化的影响。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利用霸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文化价值。这也正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传播理论基础。美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电影文化输出,在全球观众中塑造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和军队的刻板印象。

  当然,19世纪上半叶的交通技术革命,尤其是轮船的发明和使用,也大大加速了霍乱的传播,使得三次霍乱都通过水路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这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说:“18世纪中期之后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欧洲殖民者正是通过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把病菌带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查尔斯·达尔文在1836年1月12日的航行日记中评论欧洲疾病传播时写道:“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就似乎降临到那里的土著居民身上。”

  恒河三角洲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霍乱弧菌的繁殖,该病菌主要通过水传播,而人们前往恒河的宗教朝圣活动将霍乱传播到了恒河流域周边的许多地方。不过,当时的朝圣者主要是步行,因此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受到限制。然而,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英国军队在整个印度快速频繁地活动,大量修建种植经济作物的灌溉渠却没有足够的排水沟,加尔各答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出现,这些都为霍乱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加强了印度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孟加拉的霍乱最终走出印度,成为一种世界性流行病。

  美国是一个具有战争偏好的国家,为了塑造其“出师有名”的形象,它总是善于将电影作为反战舆论的矫正器。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拍摄的电影《拆弹部队》《锅盖头》《拯救女兵林奇》《生死豪情》等,不但用艺术的方式去诠释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竭力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充当辩手,而且展示了美国军队貌似世界和平力量的形象。与此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平和内敛,习惯于少说多做、只做不说,这就给敌对势力和一些西方媒体妄加猜测、肆意歪曲中国和平崛起的动机留下了空间。因此,聚焦国际舆论对中国军队形象的质疑和歪曲,我们在军事对外宣传中必须积极运用电影传播方式,充分呈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责任和英雄行为,让世界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军队。

  事实上,本书尝试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战俘经历,这个视角与战俘历史的传统视角不同。本书不仅探索战俘和管理者,虽然这两个要素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索了战俘和管理者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很显然,这并不是说日军对他们是不是战俘感到困惑;而是说,在樟宜战俘营,经常模糊的是战俘和管理者这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界线。基于日军和战俘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边界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但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仅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适应,而且生活相对自由,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

  现阶段,将现代史和当代史等同使用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时间断限不再发生变化。今天也有学者倾向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作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例如,姜义华、武克全在综述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成就时指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在内的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步。”(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论者是将共和国史和当代史等同使用的,显然又把它包含在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之中的。朱佳木在《共和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三者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和现代史或当代史、国史的起点,是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至于100年以后要不要从中国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可以留待那时的人们去考虑解决。从长时段来看,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是应该也是可以有所区别的。(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韩国1.5分彩平台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互动模式”。

  综观这三次大规模的霍乱流行,首先,霍乱的传播范围一次比一次广,从孟加拉扩散到整个印度次大陆,然后走出印度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第一次主要流行于亚洲,第二次传播到欧洲、北美东海岸和东非,第三次则由此进一步扩大到北非、美国中西部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其次,霍乱的传播路线主要是水路,先是经海洋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然后从港口城市沿河流蔓延到内陆,而且重灾区也从亚洲转移到欧美城市。再次,从传播媒介和方式来看,除了朝圣者、商人等传统的疾病传播者,欧洲的军队和殖民者(移民)也构成了传播主体,尤其是他们同商人一道造成了疾病的远距离传播,使得这三次霍乱流行表现出不同于古代社会疾病传播的现代特征。这三点表明,19世纪上半叶霍乱成为世界性疾病与当时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霍乱长期以来只是恒河三角洲孟加拉的地方性疾病,但到19世纪上半叶突破其原有范围传播到全世界,正是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造成了地方性疾病的全球化。

  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主的“庶民研究”学派不断努力的结果。 “庶民研究”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虽已结束,但影响力至今犹存,由其所衍生出的“后殖民史学”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史学形态。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前,后殖民史学的实践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将之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与早期普遍史对未来所作的政治隐喻和神学隐喻以及大历史基于现代创世神话的完整性而展望人类未来一样,全球史的预言性也表现在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中。大多数全球史论著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叙述中,都暗含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为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可能,全球史史学家需要赋予人类历史的空间或横向整合以一种时间或纵向上的连贯性,全球化或全球历史的形成因此被推向遥远的过去。与之相应,全球史编纂的源头也常常被追溯到希罗多德或司马迁那里,以此说明全球意识也并非现代的产物,它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业已成型。尽管这种服务于未来的倒溯策略,能够让全球史史学家成功地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和没有中断的全球史谱系,却也使得全球史的叙事成为一个问题。

  抗日战争中,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全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浪潮,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实行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使中华民族精神为之一振,抗战的气势大为改观。为了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历史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始终把救亡图存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韩国1.5分彩平台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共识,最大限度地动员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组织起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形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就的大团结大联合的伟力,一扫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屡战屡败的阴霾,激励了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找回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新加坡投降的消息宣布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吃惊。这在参加新加坡包围战的各国部队的各级人员的日记中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写日记的人虽然都记录了这些反应,但同时也记录了针对当时看起来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继续战斗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吃惊的起因可能部分由于他们真的且顽固地相信新加坡确实是英国宣传的那样的要塞,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对明显相反的一手证据视而不见。从现有日记的证据来看,对他们困境的一个更普遍的误判看起来是新加坡守军对其绝望的军事态势并非不清楚。他们对发生奇迹、日军会被最终击败并不抱有任何现实希望,也没奢望会进行撤退,尽管撤退的想法有较近的敦刻尔克经验可吸取,并且对于澳大利亚军队来说还有加利波利远征这一更近的经验。炮兵下士佩里在评论事件的进展时并没抱任何幻想,他在2月15日写道:

  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审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插图画家和作者罗纳德•瑟尔(Ronald Searle)曾经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后来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修筑铁路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画作,描绘了瘦弱憔悴的战俘在面相凶恶的日军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画作强化了日军战俘的特定印象:疲惫不堪的战俘不得不忍受管理者的呵斥。日军战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消极形象,在战俘和管理者不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权利。不管是什么印象,真相都远远更加复杂。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是向管理者卑躬屈膝的奴隶。战争结束时,他们非常瘦弱,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日军战败投降,他们都保持着昂扬斗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权,这给日军管理者源源不断地带来麻烦。

  1827年,孟加拉地区再次发生霍乱,扩散到整个印度后于1829年传播到阿富汗、波斯和俄罗斯的奥伦堡,1830年传入阿斯特拉罕,并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传播到察里津、萨拉托夫、喀山和莫斯科。1831年,霍乱继续向西传播到布列斯特、格罗德诺、华沙和圣彼得堡。1831年8月到达柏林和维也纳,10月传至汉堡,并由此经北海传播到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桑德兰。1832年,霍乱席卷了包括伦敦、都柏林、巴黎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方。1832年6月,霍乱跨越大西洋600558股吧)传播到北美的蒙特利尔、纽约和费城。1833年传入拉丁美洲北部。这次霍乱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于1831年传入阿拉伯半岛的汉志,然后从这里的麦加等地传播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并于1835年进一步传入东非的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桑给巴尔。这次霍乱也向东传播,但只到达爪哇地区。

  (二)“充满人性的仁义之师”。1998年上映的《拯救大兵瑞恩》,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二战期间瑞恩家的4个儿子全部奔赴战场,诺曼底战役中兄弟3人牺牲,隶属101空降师的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下落不明。为了让母亲不再失去第4个儿子,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亲自作出命令,要求前线组织营救分队寻找到詹姆斯·瑞恩并将其安全带回。这项命令虽说不太符合常理,却体现出美国军队的人文主义色彩和“人道主义关怀”。战争是残忍的,但人性是闪光的。美国电影在进行“英雄形象”塑造时,往往将“不合理”寓于“合情”中,让观众更加深刻地反思战争的残酷,试图展示美军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保持灵魂清醒和人性光辉的形象。

  布赖恩·理查森的《经度与帝国》有着相似的主题。该书叙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上的三次航行及其对形塑世界的意义。库克在其航行中,为地球上不少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地带绘制了大量地图,其精确度和规模都超过以往。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库克在绘图学上的贡献完全改变了此前西方人绘制地球时的片段性和模糊性,被认为创造了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受库克绘图学范式的影响,西方人开始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去绘制世界地图,世界各国的位置得以明确化,与各个地方相关的民族、动物、植物也得到收集、辨认、理解和命名。库克的三次航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塑造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全球知识体系,也为创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知识基础。作者最后指出,西方对非西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更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而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组织形式。

  小组讨论结束后是学术经验交流会,参会学者就目前在做的研究和接下来的研究打算进行发言,交流学术感想和经验,因为参会者分属于不同国别史领域,因而互相砥砺和激发十分必要,这一方式对促进在座学者公共外交史的研究大有裨益。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全球史评论》执行主编岳秀坤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唐利国副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编辑杜平老师,以及首都师大的于展、殷志强、崔金柱老师出席了本场经验交流会,并与参会学者一起探讨了思想战、宣传与公共外交等方面研究心得。几位老师对本次工作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文明教授指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作坊,主题集中、讨论精彩,研究中日美三方的学者互补互利,可以极大促进学术研究。

  作为世界史编纂方式之一的全球史,因其对人类过往所持的全球视角,以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联系与交相互动的重视,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的世界史研究,使之更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全球叙事的需要。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日趋一体化的背后,却是各种地方主义诉求的此起彼伏,民族国家边界的打破虽然带来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也造成持续不断的族裔摩擦和种族纷争。即使在同一文明内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似乎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剧烈。全球化在带来文化、制度乃至景观趋同的同时,却无法否认日益纷繁的多样化和基于差异的认同政治。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是造成19世纪霍乱全球性流行的主因。首先,从事殖民侵略和争霸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速了霍乱传播。例如,1840年传入中国的霍乱就是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从印度带来的。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法国军队将霍乱从法国北部带到了马赛,然后在从马赛派遣到希腊土耳其时将霍乱带到了黑海地区。其次,由西欧前往美洲的移民将霍乱带到了北美和拉丁美洲。当然,霍乱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除了欧洲移民的媒介作用外,殖民者从事的奴隶贸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西欧自第二次霍乱之后成了霍乱流行的重灾区,并随着殖民者的扩张活动而成为霍乱向外扩散的中心。此时的西欧国家正处于城市化早期阶段,供水、排污设施和公共卫生环境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城市拥挤、肮脏,公共水井也极易受到污染,导致霍乱在西欧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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