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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5分彩平台读《哈佛中国史》一起来看一看

发布时间:2018-11-30 20:05 作者:韩国1.5分彩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韩国1.5分彩平台读《哈佛中国史》一起来看一看外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唐朝到了唐玄宗时代,有一个权力欲特别强的宰相叫李林甫,有个成语叫口蜜腹剑,说的就是他。这个李林甫,担心那些节度使要是谁立了大功,可能会被提拔,调回中央任用,那就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他就干了一件影响非常坏的事,规定以后节度使只能由胡人来担任。从唐太宗开始,唐朝的军队里起用了很多胡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将领和士兵,他们也确实很有战斗力,功勋卓著,但问题是胡人都是大老粗啊,立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让他们这样的粗人当宰相,这不就没人能威胁他李林甫的地位了吗?这样,安禄山的机会就来了。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最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在马来半岛迅速前进后,1942年2月8日,日军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进攻。日军能横渡柔佛海峡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英军遭受的无法抹去的重要心理打击。新加坡作为军事要塞从现实来看显然是被英军寄予厚望的,日军的登陆彻底将英国的幻想击碎了。实际上,英国在该岛上的阵地的完整性是英国防卫安排的“重心”。22这一理想的破灭以及日军实际上的突破意味着英国守卫者现在深陷困境,除非抵抗的意志能被及时唤醒。看起来,许多人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驾驭,而且在英国指挥部看来并没有实际上那么明显。日军登陆后,势如破竹,盟军守卫者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同意1942年2月15日20:30停战。皇家信号团通信兵L. 波帕姆(L. Popham)最后几天每天写笔记。2月13日,他评论称: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军队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多: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医疗救援等等,这些行动都彰显了中国军队国际主义的英雄形象,也是与中国大国责任相匹配的正义行动。尽管如此,在国际舆论场中,对于中国军队的行动仍然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甚至有意抹黑,“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军队缺乏透明论”等不实言论不绝于耳。对此,我们的对外宣传需要有力借助电影传播手段,坚决维护中国军队的真实形象。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抱着理性和扬弃的科学态度,我们的对外宣传如何将军队形象植入电影文本中,如何改变以往重主题、轻主角,重体现、轻展现,重论述、轻叙述的片面做法,实现以小事件透视大时代、以小人物折射大变化、以小故事揭示大趋势,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现实课题。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形象”传播,在选择故事时更加注重人类共通的经验与思维,遵循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努力寻找文化的共性,激发人性的共鸣,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达成跨文化传播认同。

  在管理战俘营时战俘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显得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管理者与战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樟宜战俘营的故事变得更有吸引力。两者之间发展出这样一种关系是得益于战俘营相对稳定,同时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级军官保持连续性。相比之下,日军当局频繁变动。但是,从根本上说,日军本来可以采取强迫措施来实现其目标,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有一次明显例外。确实,这种无情、残暴、绝不妥协的方式正是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在日军占领地区的行为方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日军资料进行更多研究。

  说到科举,这是隋唐以来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出现之前,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上升空间,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门第,也就是出身,但是科举不问出身,让底层人也有了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我们前两本书里反复提到“门阀”,也就是大家族,这是从秦汉到南北朝中国的政治格局里不可忽视的一份子,到了唐朝之后,大家族虽然还存在,但是在政治上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很多书上都解释说,这就是因为,非高门出身的精英通过科举,挤掉了大家族子弟的位置,导致大家族衰落。

  今年年初,一部由美国导演梅尔·吉普森执导的英雄题材大片《血战钢锯岭》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反响,创下4.2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中国观众从美国军队卫生兵多斯成为战斗英雄的故事中引发对美国军队的关注,“有信仰的美国军人与有人性的美国军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其实,此前《拯救大兵瑞恩》《壮志凌云》等诸多美国英雄题材电影都取得了全球电影票房佳绩,美国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随之受到观众的广泛追捧。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研究。

  美国借助电影成功地将“英雄形象”输送到全球,着力打造美军作为“战力剽悍的胜利之师”“充满人性的仁义之师”“信仰至上的理性之师”的军队形象。其主要传播策略体现为注重顶层设计、实施政府管控,干预制片流程、设置合作诱惑,深化合作机制、确立援助程序,发挥电影优势,促成刻板印象。科学理性地审视美军电影中“英雄形象”传播,我们的军事对外传播必须提高认识,积极传播中国军队英雄文化;提升自信,努力打造中国军队英雄形象;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军队英雄故事;聚焦关切,还原中国军队英雄形象。

  政治中心,起不了经济中心的作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家族不太买账;旁边,还有个强敌总在那盯着你,可以说早期的唐朝政府非常头疼。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就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叫“使职”,中央政府向地方上派出这些使职官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以便调配各种资源。使本来是一种非常设的专项的职务,比如有的负责人口稽查,有的负责监督国家专卖产品,像盐和铁,但是后来为了军事需要,又设立了全面负责一个地方军事、行政、财税、户籍管理的节度使,也就是说,节度使在他管辖的地盘上,几乎是大权独揽的。

  第二,隋、唐两代的创建者,他们都出身于“关陇集团”,全称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概念,这本书里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关,是指陕西的关中地区,陇,就是甘肃省的简称,关陇,也就是指今天的陕西、甘肃及西北这一带,也就是说,唐朝的根基是在西北,所以为了政治需求,唐王朝还是不得不把首都放在长安。但是关陇集团是胡汉杂处,所以一些汉人血统比较纯正的地区的大家族,比如河北,就不太瞧得起唐朝的皇室。

  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最终给了唐朝致命一击的黄巢,就是一个科举落榜生,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名字不就叫《不第后赋菊》吗?不第,就是科举考试没能中第的意思。有了科举,就有失败的考生,碰巧这位考生脾气大,后来一生气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来,虽然黄巢起义被了,但是对唐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而且后来亲手终结唐朝建立后梁的朱温,也曾经是黄巢的部下。这就是历史让后人感叹的地方吧。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历史分期问题是任何一个通史编纂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上的种种不同观点,不仅仅是研究者思想观点的深层次表达,而且还折射出研究者的认识水平、思想倾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特点。时下,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了共识:其上限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下限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之而来的则是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时限的界定及其关系问题。这里谈点个人看法。

  但是,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它的作者美国汉学家陆威仪,他的着眼点不是这些,他看到的唐朝,是一个或者一系列的重大变革,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像府兵制的消失、科举制的兴起;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像我们前两期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大家族”,在这本书里终于要谢幕了;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像李世民时代获得的“天可汗”地位,还有后来中国有意无意开创的东亚文化圈;有文化生活方面的,像诗歌进入了黄金时代,城市生活更自由、更商业化……正是这些变化,把中国,或者说中华帝国的历史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从中古时代,进入了近代早期。所以说,作者眼中的唐朝,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革。那么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发生呢?作者锁定了一个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他认为安史之乱是真正的唐朝,乃至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分界。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我们知道长安在唐朝的时候,那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但是盛唐时期,长安居民的生活,反而没有唐朝中后期舒服。唐朝前期,长安的生活被规定得比较死板,居民区的布局,是像网格一样的,主要街道两边,是一个一个的坊。一个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居民小区,带围墙和门,每天坊的开门关门时间是固定的,居民早出晚归,都得按这个钟点儿,过了点你还在大街上走,或者翻墙从坊里出来,被抓住都要受罚的,唯一的例外是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赏花灯,可以通宵活动不受限制。这种制度就叫里坊制,最初是为了安全考虑,起到一个宵禁的作用,但是对居民来说,这种很程序化的生活,显然大家都不会喜欢,所以一直有人在坊的墙上打洞,夜里偷偷出来,屡禁不止。

  安史之乱对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破坏很严重,之后,里坊制也就越来越难执行下去了,很多人都把坊墙凿开,在临街开店做买卖。在这之前,长安的商业活动也是集中进行的,最火的两大商业区是东市和西市,相当繁华,但是也是每天定点开放,所以这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是受限制的,但是随着里坊制的松动,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越来越融为一体了,商家经营时间更长,居民消费也更便捷了。到了唐朝后期的唐文宗年间,官员报告说现在京城里人人都在违反宵禁,那干脆就取消对居民作息时间的限制了。

  尽管思乡之情挥之不去,但最初的日子过后,如何在战俘营中生存下去逐渐成为战俘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回家和获得自由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暂时将之深埋心底,成为支撑他们在战俘营中长期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动力。后来,战俘们与家人之间重新取得了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断断续续,但依然成为战俘们熬过战俘营生活的强心剂。在这段时间里,樟宜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急于清理新加坡战后废墟的日本人开始驱使大量战俘进行劳作。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开始兴建缅甸至泰国的铁路以及其他多项工程,越来越多的战俘被征用。樟宜战俘营逐渐成为一处中转站,不断有战俘被送至此处,然后再转送到其他地方的工地上。

  光顾这些场所的,也不全是我们想象中那些就为了满足生理需要的,一个很大的客户源,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我们知道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但是跟后来明清时期那种完备的、全国性的教育和考试系统不一样,唐朝时各地的地方教育还很不发达,教育资源主要都集中在都城长安,参加科举的考生得先到长安来学习和备考。在这,作者带着一种理解的态度说:“举子,也就是参加科举的考生,在20岁左右的年纪,就不得不到京城花费很长的时间求学,与家庭离别。因为年轻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北里——就是当时长安最主要的花街柳巷的合法妓女提供的欢愉,包括社交、文化和肉体上的,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因为唐朝整个一个朝代的官员,只有10%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根本不是底层精英通过科举淘汰了大家族子弟这么回事。为什么又说对呢?是因为大家族的衰落确实跟科举制有关。这个具体的逻辑是这样的:科举的开设,首先是方便了大家族的子弟,他们不全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纨绔子弟,一说读书考试就傻眼,其实真说考试比成绩,寒门子弟是很难考过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获取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所以,科举这种方式其实还是大家族子弟占便宜的。

  这么一来,一些唐朝前期的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比如财税方面,以前实行的是均田制,把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户耕种,然后定期定量征税,但现在中央政府能实际支配的土地非常有限,这个均田制就没法搞了。同样,在军事方面,韩国1.5分彩_韩国1.5分彩平台_韩国1.5分彩官网唐朝前期沿用的是北朝时期的府兵制,我们上一本书介绍过,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军户,也就是世袭军人家庭基础上的,特别是来自西北的军户家族。但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个传统的兵源已经损失严重,府兵制逐渐改成“募兵制”,也就是用军饷来招募士兵,这样当兵就不是义务,而是职业了,好处是招来的兵战斗力更强了,但是相应的,朝廷的军费压力也更大了。

  可以理解,关于马来亚战役的话题很快在战俘营中流行起来。战俘们开始讨论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俘虏,于是马来亚战役的许多边边角角都被翻拣出来重新检视,所有战俘都参与其中,高级军官也不例外。后者还经常就这些问题举办公开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这些演讲不仅让战俘们有了了解战役全貌的机会,还成了军官们摊薄自己身上责任的好场合。一系列的惨败之后,当然会有无数的责任需要承担,战役参与者不论国籍、种族,人人有份,只是责任大小不同而已。从3月到8月底的这段时间,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人数处于最高点,日本看守的管理尚处于混乱期,战俘们这才有了解剖马来亚战役的机会。同时,这场大解剖让他们因战败而产生的激动情绪有了一处宣泄口。

  那科举考什么呢?我们上一本书里说过,从魏晋时代开始,国家对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写作能力,这种标准到了隋唐时期更甚,唐代的科举一开始考三类:儒学经典、文学写作、时事评论。但是慢慢的,文学写作的比例越来越重,所以,有志于科举的考生,都把精力投入到诗文方面。当时考场上非常盛行的一个现象,叫做“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就想办法,把自己最优秀的诗文作品送给主考官看,以求得好印象,你诗写得好,就很可能加分。

  英国空军未能阻止日军登陆,加上日军空袭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造成了严重损失,使英国决定保留剩余部队,保卫海军基地和救援护航队。这样,在马来半岛战斗的陆军就彻底失去了空中支援。16至12月12日,盟军已开始沿马来半岛进行战斗撤退,在士林河(Slim River)镇稍作停顿,结果被装备了坦克的日军彻底击败。尽管有些成功的反击和伏击,特别是澳大利亚帝国陆军(AIF)在金马士(Gemas)的战斗,但总体而言盟军部队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策略方面都败给了经验丰富的日军。日军与对手不同,通常作战时没有沉重的单兵装备这一障碍,并且以规模很小的小组行进,可以从盟军有准备的阵位背后潜入。斯特拉博尔吉(Strabolgi)勋爵1942年写道:

  起初最为担心的是初次见到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背景下。72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73

  首先,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战斗的军人而言,新加坡沦陷意味着什么?虽然人们对新加坡沦陷已经进行了深入彻底的讨论,投降原因也进行了探寻。但是,面对要求参加战斗的军人们负直接责任的指责,他们感受如何,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之又少。但是,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为那些关于新加坡溃败的文学作品补充材料。相反,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评估新加坡沦陷对那些沦为战俘的军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次事件对其他战俘、日军和战俘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5

  现在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沦陷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前日军战俘出版的战俘日记作品也很多。相比之下,学术性研究作品数量很少。不过,绝大多数日记作品都是以一种草率的方式来探讨樟宜战俘营。这些日记基本上都是把樟宜战俘营当作缅泰铁路上发生的更为人熟知的事件的背景介绍。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他们描述樟宜的方式非常特别——作者总是强调其“独特性”。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把那些关于新加坡战斗与离开樟宜战俘营前往修筑缅泰铁路的文学作品遗漏的故事写出来,从而审视樟宜战俘营“谜团”背后的真相。

  新加坡要塞沦陷了,那些负责守卫它的人没有守住它。在他们看来,他们也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输掉新加坡的人们输掉了一座被认为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并且把它输给了军事实力被盟军宣传机器严重诋毁的非高加索国家。这一事实现在成了那些被迫放下武器的部队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这一事实只会使新加坡投降显得更为重要。似乎这还不够,许多人真切地知道或者真的目击了开小差行为和懦夫行为。现在,他们满怀迷惑、羞愤和不适,成千上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最终面对了日军,不是作为战斗的双方,而是处于俘虏和被俘虏这极其不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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