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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1.5分彩谈谈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的分期问

发布时间:2018-12-01 22:38 作者:韩国1.5分彩 来源:未知 点击: 字号:

  韩国1.5分彩谈谈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的分期问题1958年,在所谓“史学革命”旗号下,有人提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应打破王朝体系。于是,有人提出了应该把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都从中国历史上删去的观点。对于这种观点,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明确反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有权打破王朝体系,但却无权删去王朝的称号,因为前者是史学家的观点,而后者是历史事实。”(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翦伯赞的这一观点虽然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识,但对我们今天理解国史、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代史和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以简单地取消两者之中的一种为解决办法,这是因为在历史研究中“近代”和“现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对应着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史”,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但是,史学界所讨论的关于现代史和当代史分期问题的观点却是经常变化的。比如,现代史的上限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下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这种变化最为典型的一种表现。这也表明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史如何划分是属于史学家的研究课题,是认识问题,是可以不断重新认识并加以讨论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如同汉、唐、明、清等朝代的历史一样是历史客观事实,是任何观点也不可能抹杀的。现阶段,对现代史和当代史认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现代史和当代史所指的对象发生了重合。于是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再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历史分期问题是任何一个通史编纂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上的种种不同观点,不仅仅是研究者思想观点的深层次表达,而且还折射出研究者的认识水平、思想倾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特点。时下,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已经基本上获得了共识:其上限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下限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之而来的则是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时限的界定及其关系问题。这里谈点个人看法。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对珍珠港、泰国和香港发起进攻。尽管最初皇家空军的空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还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以及泰国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了。13英国部队为确保不被摧毁而在马来半岛不断撤退,以保留其作为作战单元的必要完整性,形成新加坡长防线英国最初的计划,即“斗牛士”行动,包括进入中立的泰国以便通过占据狭窄的卡拉(Kra)地峡来阻止日军的进攻。该计划要求在日军登陆前24小时通知,以确保最大成功。由于政治上担心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导致英国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泰国海岸才作出决策。此时,这支部队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要吓唬英国使其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可是太迟了。帕西瓦尔面临着要么令其第11印度师从宋卡这一不利的地域迎击侵略者,要么原地不动。他决定从印度师已经占领的有准备阵地迎击日军,而没有执行“斗牛士”行动。15

  近年来,由于以往习以为常的观点与现在新的认识发生了矛盾,使得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以至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有论者主张,维持原先的近现代史的分期不变,仍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划分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现代史的界标,把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分界线。从国史学界的认识看,则有将现代史、当代史、国史三者等同使用的趋势。例如,历史学者田居俭在1997年就提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或者“中国当代史”均可。对此,朱佳木最近撰文指出:这种对中国现代史的新定义,与当代史的定义完全重合,指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因此,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叫作“现代史”或者“当代史”都可以。目前,这种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并得到了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新近问世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就采用了这种分期观点。

  采取在整个马来半岛进行短暂行动和撤退战斗的撤退方式是为了一种特殊战略,保留马来英国部队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大陆上的参战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进行某种方式的抵抗。即使当溃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抵达新加坡岛并发现它远不是他们被军队本身和英国的宣传所误导而相信的要塞时,新加坡作为决战地点的适合性和必然性也并未衰减: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新加坡是个明显可防守的阵地,而且此时已无路可退。炮兵下士佩里了解这一情况并写道:

  英雄文化是一个国家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在未来战争中,“软实力”的较量将成为国际舆论场域的常态。中国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军队树立良好形象、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就必须让英雄文化“走出去”,主动参与文化“软实力”比拼,为中国军队的正义行动做好舆论准备。因此,应该运用包括电影在内的多种媒体对中国军队的英雄形象进行立体、多维及全方位的宣传,让中国军队的英雄形象既有新闻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又有电影等媒介文化的艺术加工展现。

  无论是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还是作为潜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跨民族史或区域史的进展,在本质上都是对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的一种纠正。如同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一样,全球史叙事也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成功地撰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的话,这种全球史也应当是一种全球时代承认差异的历史。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借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这一概念,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承认的历史”。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战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到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劳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1839~1856年暴发了第三次全球性霍乱,发源地还是孟加拉,但波及范围更广。它向东于1840年由英军传播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东南部,然后再从中国西部于1844年传播到中亚、阿富汗和波斯。它向西从孟买经海路于1846年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亚丁和汉志,然后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里海沿岸,并沿着第二次霍乱传播的路线年传播到西欧;与此同时,霍乱也由汉志传播到埃及,并于1849~1850年经北非传到突尼斯。1848年底,霍乱由西欧传播到美国,并在1849年传遍美国全境。1850年,霍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1855年,葡萄牙人将霍乱带到了巴西,由此南美洲也未能幸免于难。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中译本改称《大秦国全录》)、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梯加特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这些论著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现阶段,将现代史和当代史等同使用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时间断限不再发生变化。今天也有学者倾向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作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例如,姜义华、武克全在综述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成就时指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当代史在内的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步。”(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论者是将共和国史和当代史等同使用的,显然又把它包含在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之中的。朱佳木在《共和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三者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和现代史或当代史、国史的起点,是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至于100年以后要不要从中国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可以留待那时的人们去考虑解决。从长时段来看,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是应该也是可以有所区别的。(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近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民族史辞典》,对跨民族史研究的主旨进行了更为详致的概括。编者指出,现代世界史不仅要被理解为民族史的总和或国家间事务的编年史,而且要被理解为并不总是局限在世界上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也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政府的人员、商品、观念和技能的联系和流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各种跨越边界的流动、韩国1.5分彩官网联系和挪用,我们才能完全把握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跨民族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国家或国际事务的框架内,即便是税收、冷战等众所周知的事项,也会呈现出全新的意义。

  “国史”一词,古已有之。从西周至春秋末年,中国史学上出现了最早的国史。此时的国史,指的是周王朝和它所分封的各诸侯国的正式的历史撰述。汉代班固曾以兰台令史的身份撰述国史。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以宰相监修国史,宋、辽、金设有国史院,清代则设立了国史馆。民国时期的国史馆命运多舛、废设多次。中国历史上与国史编纂相关的机构都是国家设置的,编纂国史的行为,也均是国家行为。在中国史学史上私人撰著的当代史,又被称为本朝史,以与国史相区别,如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明代王世贞的《国朝纪要》、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和谈迁的《国榷》等。历史上的“国史”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内容,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私人撰著的当代史所能承载的。国史所指示的时间不是一般的时间、空洞的时间,而是被一种特定的历史内容充实了的时间。

  抗日战争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而且是一场精神和意志的较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生存还是毁灭,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回答的严峻问题。国难当头,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紧紧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被空前唤醒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升华。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这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为主要特征的伟大民族精神,就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和塑造的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充分揭示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思想智慧和意志力量。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宫崎市定一生著作等身,《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1—1994年)共计25卷,按专题收录了他一生的大部分著作。宫崎市定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其实很早,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陆续出版了刘永新、韩润棠译《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62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1963年)和《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1965年)。前者是宫崎市定1940年出版的单行本;后者是翻译组选译的宫崎市定论文及书序,两卷共计26篇。但以上两种译著均为“内部读物”,且当时对宫崎市定的定位是“反动透顶的‘东洋史学家’”,翻译其著作的目的也在于“剥开他的‘画皮’”(《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前言),因此两种译著的出版,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可以想见,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种极度贫困的年代,历史研究的核心部门组织人力翻译宫崎市定的论著,供研究人员参考,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剥开这位“反动透顶”的学者的“画皮”那么简单。

  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主要战俘营。战俘们从樟宜出发,开始艰难的旅程。他们坐船或坐火车,大多数时候是坐火车,前往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或者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缅泰铁路上的条件骇人听闻,并且有原始素材(对于日军战俘营的普遍观念就是从这些原始素材得来的)支撑这些听闻。相比之下,樟宜战俘营里的条件截然不同,但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1946年,澳大利亚前记者罗恩•里韦特(Rohan Rivett)出版了《竹林背后》(Behind Bamboo),这本书是最早记录日军战俘生活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

  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

  至今想起来,我还对我们未做像样的抵抗便放弃了这座重要半岛而震惊和大惑不解。当时我们领导无方、身心懈怠、缺乏作战的勇气和激情,训练与纪律松懈。但没有人关心这些,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讨论缺乏空中与海上支援。在我看来,凭借当时得到的增援,我们完全可能退守新加坡堡垒(Singapore Fortress)等待援兵,或者至少将日军的占领延迟几周。战后,等待所有正规军军官的是一场大改革,这场改革将确保我们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保障充足的新型军队。3

  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论著,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本书还探讨了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审视了不同战俘群体应对共同环境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军官与士兵有什么区别,正规军与志愿军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本书对修筑缅泰铁路的生活与樟宜战俘营的生活进行了区别对待。本书还阐述了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如何影响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的行为,这种方式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修筑铁路的战俘全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有些生活了好几年,有些只生活了几个星期。传统观念认为日军战俘是弱者,本书的调查结果对这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我们会看到,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们之间的权利界线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清晰,至少在樟宜战俘营情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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